2021年09月26日09:54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郑金沐，1936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5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级经济师。1969年6月到厦门市计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计委副主任兼市物价委副主任，1985年7月兼任市体改委委员，1986年8月兼任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后任市体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计委主任。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
采访地点：厦门宾馆
采访组：郑主任，习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厦门任副市长，您是市计委副主任。你们是什么时间见的面？
郑金沐：近平同志来厦门当副市长以后，找市政府部委办领导了解情况，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从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办公室在我楼上。我跑到楼上去，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这是习副市长。近平同志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个子很高，长得很帅，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厂调研。我记得他在工厂里也是很热情地和职工们打招呼、问情况，非常随和。
后来听陪同他去同安县五峰村（以前是苏区，闹革命的地方）的同志说，村支书请近平同志喝茶，当时山里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没现在这么讲究，上面都积满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来有点脏。以前有领导下来调研，一坐下来，秘书就把保温杯端过来，喝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茶水。没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犹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来。这个茶杯一端，他和村支书、和村民的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后来我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跟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跟他在陕北插队，一直跟农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初到厦门工作，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他对厦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印象和判断？
郑金沐：近平同志没有直接跟我讲过他对厦门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开讲过对厦门的印象，那是庆祝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厦门电视台记者去浙江采访他，他说，1985年中央组织部调他到厦门工作，他是从中央机关到河北，又从河北过来。他刚到厦门包括到福州，和预想的反差很大。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福建，总的感觉不像想象中认为的那样开放和先进，特别是从基础设施上看，从市容市貌上看，当时厦门确实是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人到了厦门，感觉特区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近平同志说：“在开始的过程中，工作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落后，当时还有人说厦门是一个海岛，厦门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被称为“岛民意识”“海岛意识”。因此，相比别的特区，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就是观念上的更新。回首厦门经济特区25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50年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讯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同志组织国内75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120人的编制。编制解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七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30多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有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发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发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宋劭文副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要搞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1984年来厦门视察后，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0平方公里，而且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组织一帮人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邓小平同志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那么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这个也要深入研
